重點摘要：

· 歷史上，期中選舉當年12個月美股平均報酬率僅約2.9%，低於所有年份平均的8.9%；

· 期中選舉後12個月平均報酬率升至約12.4%；自1950年以來，S&P 500在歷次期中選舉後19年均收漲；

· 然而統計檢驗無法證實「期中選舉」本身即為上漲主因；1974、2002與2022年的疲弱，主因分別是停滯性通膨、科技泡沫破裂與激進升息；

· 因此，期中選舉周期更適合作為理解市場波動性的歷史背景，而非可機械交易的時機指標。

美國將於2026年11月3日舉行期中選舉。隨著投票日臨近，「期中選舉是否影響美股」再度成為市場熱議話題。

若僅觀察歷史數據，答案頗為驚人：期中選舉年通常難以度過，但熬過選舉後，美股常明顯走強。

真正值得注意的並非「選後股市必然上漲」，而是這組數據背後更深層的問題——政治周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主導市場，抑或僅是與經濟、利率及盈餘週期偶然重疊？

期中選舉年往往是四年周期中最艱難的一年

市場長期存在所謂「總統大選周期」現象。

簡言之，在美國總統四年任期中，第二年恰逢期中選舉，歷史平均報酬率往往偏弱且波動較大；第三年（即期中選舉後首年）則通常是四年周期中表現最強勁的年份之一。

Certuity彙整1932年以來數據進一步顯示，期中選舉年S&P 500平均報酬率約為5.8%；更值得注意的是波動性：期中選舉前一年，市場平均最大跌幅近19%。換言之，即使全年最終收漲，過程中仍可能經歷劇烈下跌。

美國銀行彙整1900至2025年共31次期中選舉周期後亦得出類似結論：期中選舉前12個月美股平均報酬率僅2.9%，顯著低於樣本中所有年份平均的8.9%。

這也意味著，期中選舉年的突出特徵或許不在「終究必跌」，而在報酬偏低、跌幅較深、投資體驗較差。

真正異常的是：選後市場迅速轉強

相較於選前疲弱，選後歷史表現則強勁得多。

美國合眾銀行數據顯示，期中選舉結束後12個月內，美國股市平均上漲12.4%；若僅統計1980年以來的週期，平均漲幅更達17.5%。

自1950年起計算，此模式更為顯著：截至2022年共19次期中選舉，標普500指數在選舉日後12個月內全數收紅，中位數漲幅約14.5%。

富達投資數據亦指出，總統任期第二年歷史平均報酬率最弱，而期中選舉結束後的第三年則明顯改善；此差異並未穩定關聯於任一政黨勝選。

2022年即為典型範例。

該年聯準會以數十年來最快速度緊縮貨幣政策，標普500指數持續下跌，於10月中旬觸及年度低點，距11月8日期中選舉僅數週；其後一年，美股再度錄得雙位數漲幅，並於2024年初創下新高。

表面看來，完全重現了「選前下跌、選後上漲」的歷史劇本。

但問題恰恰在此。

期中選舉真的驅動了這波反彈嗎？

未必。

若將1974年、2002年與2022年並列觀察，可發現這些歷史上極疲軟的期中選舉年份，其主因多為更直接的宏觀經濟因素，而非選舉本身。

1974年美國正經歷停滯性通脹與衰退；2002年科技泡沫破裂餘波仍在衝擊市場；2022年則面臨高通膨與聯準會急速升息雙重壓制估值。

美國合眾銀行統計31次期中選舉週期後發現，其中11次疲軟階段伴隨通膨衝擊、升息、戰爭、金融壓力或經濟惡化；更重要的是，經樣本統計檢驗，並無足夠穩健證據證明「期中選舉」本身系統性影響股市報酬。

事實上，只要剔除1974年、2002年或2022年等極端宏觀經濟樣本，選舉前後報酬差異的統計顯著性便大幅減弱。

這意味所謂「期中選舉反彈」，至少部分實源自另一機制：市場往往已在選舉前歷經一輪經濟調整、貨幣緊縮或估值壓縮，選後高報酬恰是從較低基期計算所致。

換言之，與其說選舉落幕「催生」上漲，不如說政治週期有時恰好與宏觀經濟週期轉折點重疊。

為何選舉結束後仍可能反彈？

市場常見解釋是：不確定性降低。

選前投資人須同時評估稅制、財政支出、監管與貿易政策等多重可能路徑；隨著選舉結果明朗，雖未來政策未完全確立，但可能性範圍已開始收斂。

富達投資歸納為：市場未必直接交易特定選舉結果，而是對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做出反應。

第二個原因則更偏向機械性。

若中期選舉年已出現相對大幅的跌幅，則選後12個月自然以較低基期為起點。低基期與均值回歸效應，將在某種程度上放大後續報酬率。

因此，「選前偏弱、選後偏強」不應被視為兩件獨立事件；後半段的強勢，很可能部分源自前半段的調整。

分治政府或一黨統治？歷史數據並未給出明確答案。

另一常見問題是：國會與白宮由不同政黨掌控，是否更利於股市？

歷史數據並未提供穩定結論。

美國合眾銀行檢視1948年以來各類政治權力組合，發現當單一政黨同時掌控白宮與國會時，標普500指數平均三月報酬率約為2.42%；而由不同政黨分別掌控時，則約為2.17%，整體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水準。

這也顯示，直接將「分治政府」或「一黨統治」轉譯為多頭或空頭訊號，缺乏充分依據。

政治結果當然會顯著影響能源、醫療保健、金融與國防等特定產業，因稅率、法規與財政支出變動將改變企業盈餘預期；但產業層級的政策效應，並不等同於可直接推斷標普500整體走勢。

如何解讀逾70年的「完美紀錄」？

「自1950年起，標普500在19次中期選舉後12個月內皆上漲」確實是極具吸引力的統計數字。

但其隱藏一個易被忽略的問題：19次僅是19個樣本。

此外，若將統計起始點提前，或調整觀察區間，勝率與平均報酬皆會改變。不同機構得出選後平均漲幅為12%、14%、16%甚至更高，主因正是起訖日期、指數定義及是否含股息等設定差異所致。

因此，此歷史模式真正提供的資訊，並非「投票結束後11月即可立即買進」。

較合理的理解是：中期選舉前後的市場波動，歷來傾向不會持續太久；決定後續市場走向的核心變數，終將回歸經濟成長、通膨、利率與企業盈餘。

政治事件雖可引發短期不確定性，但市場長期定價的仍是現金流與宏觀經濟基本面。

由此觀之，2026年中期選舉真正值得關注的，或許不是標普500在某日投票結束後是否立即上漲，而是彼時美國經濟、利率與企業盈餘所處的位置。

「選前偏弱、選後偏強」的歷史模式確實存在，但其更像一種值得理解的市場現象，而非可機械交易的時鐘。